3 評估理論與方法的比較
邁克爾·斯克里文在總結評估的方法論時認為：評估主要是對某一事物的品質、價值和效益的感知。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評估是對某一對象的價值或品質的系統估算。也有將評估定義為系統的獲取和估價某一對象的信息并為其提供有用的反饋。OECD對評估的界定是：系統和客觀地評價一個正在實施的或已完成的項目、計劃或政策，包括其設計、實施和結果。評估的目的就是確定目標的相關性和相應的完成情況、效率、效果、影響和可持續性。評估應提供可靠的，有用的信息，使獲得的經驗教訓與援助者和受援助者雙方的決策過程結合起來。因此，評估是一種具有社會功能的工作(活動)，這種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又受社會發展需求的影響，特別是對“社會信息化”這種具有社會系統復雜性的宏觀性問題，產生不同的評估方法原因很多，但關鍵是人們對認識這一問題的視角和評估的目的。
3.1 評估視角和目的的演變
從1965年日本的RITE指數，到2006年ITU的DOI指數，人們對社會信息化評估的認識與目的在變化。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是推動這種變化的主要因素，信息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高增長，從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最初的研究是從社會學家開始的。
3.1.1 早期的視角和目的
當社會學家發現社會發展形態上的特征時是從自我認識的理性出發來解析“信息化評估”的問題。顯然，當社會發展導致“恩格爾系數”遞減時必然有其它的消費呈結構性增長，而“信息消費””的增長自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將研究的視角落在“信息”之上，并用“信息化”的概念來描述是一種自然的邏輯結果。但要從量化的角度來顯示這種結果并沒有非常“自然”的方法。所以，這種以刻畫社會發展特征為目的的測度一開始就有許多探索方式，如日本曾一度調查其“信息流動”的總量，并通過核算其每公里的傳輸成本和總量關系來評價社會信息化發展程度例，后經過RITE等機構的改進，具體評估將注意力從抽象的“信息”落實到與之相關的“工具”、“載體”等可測度“集”上。
當然，波拉特是從另一角度來觀察這種社會發展特征。由于研究的目的是對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行標記，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可以構建出不同的“坐標系”。所以，后來有類似于RITE的簡潔型評估方法，也有類似于IUP的復雜型評估模型。但研究的視角從總體上說是對現實社會工業化后，社會的一些結構性特征14與各自所界定的“信息化”的關系探索。這一時期，人們還沒有將社會的發展與信息技術的發展緊密結合，只是用“信息”，“知識”等內在的相關屬性和一些外在關聯的因素分析討論社會發展與“信息”的關系。所以早期研究的視角是觀察社會發展的“信息”特征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評估目的是通過量化顯示社會的“信息”特征來反映社會發展水平與信息化的關系。對社會“信息”特征的歸納，不同學科又有不同方法，如日本的模型，明顯帶有技術背景的影子，其綜合指標體系中突出了“信息”和“信息傳輸技術”等因素，其綜合指數是由：信息量，信息裝備率、通信主體水平和信息系數等4部分組成，顯然指標水平的高低與信息技術應用有強正相關性。而馬克盧普和波拉特是從產業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社會的“信息”特征，通過將過于抽象的“知識”用相對具體的“信息”、“信息部門”和“信息產業”來替代，測算出與“信息”要素相對應的產出，從形式看與RITE模型完全不同，但分析的結果也是要反映社會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另外，從聯合國的IUP模型到日本的“信息流動調查法”等，都可以看到人們從不同的視角來詮釋社會的“信息”特征。可以說，早期國外的研究是從各自認識的理性出發來考慮社會發展中的“信息”特征問題。
國內在早期的研究是以引進為主。由于國內當時的工業化并不發達，對于發達國家中所出現的“后工業化”社會特征難以觀察，所以研究的基礎并不是建立在考察我國社會發展自身的特點上，而是引進國外“信息化”相關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對信息化評估的研究，以借鑒國際方法為主。所以評估的視角是移植國際模式，僅在具體方法的可操作性上，作適合我國國情的變化。國內早期評估的主要目的是比較我國與發達國家在信息化發展水平的差距，以便于我們在發展中的戰略定位和尋找最優發展策略。
早期評估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發展的特征或水平與社會生產、生活中的“信息”、“信息傳播”以及“信息技術”間的關系；二是通過對不同經濟體或地區等對象的橫向比較，以判斷被評估對象社會發展的相對水平。
3.1.2 信息技術革命對評估視角與目的的影響
從1992年，Mosaic瀏覽器等技術的突破使因特網呈爆炸性增長，到90年代中后期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使人們認識到信息技術革命已到來并將深刻影響人類今后的社會生活。1999年，John Naisbitt在其《高技術，高思維》的論著中，從新的視角演繹了社會發展的大趨勢，高科技成為社會發展的“核動力”，而ICT(IT)成為許多國家發展高科技的主角，并被認為是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2000年，Aharon Kellerman歸納了信息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見圖3)：
圖3 信息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
認為21世紀，信息技術在社會經濟各領域的滲透將改變“信息”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2005年，Orbicom在世界信息社會峰會(WSIS)上推出了“信息社會的測度”論題，也從一個新視角來評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信息化水平——INFOSTATE(=Infodensity+Info-use)， 在其圖解(見圖4)中可以看到信息化(INFOSTATE)已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核心。
圖4 INFOSTATE新視角
所以，在信息技術革命的作用下，人們關注的重點已從“信息”轉移到“信息技術”，而研究的目的也從尋找社會發展的“信息”特征，轉變到直接關注與信息通信技術相關的如移動通信，互聯網絡和寬帶等社會應用的發展上。許多國際評估就直接用“ICT基礎設施”，“信息經濟指數”，“e-readiness”、DAI、DOI和Infostates等中微觀層次的評估來替代宏觀性的信息化評估，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探索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
進入21世紀，國內盡管仍然沿用信息化的概念來反映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新技術，新時代和新機遇，但其內涵已有質的變化。1997年，我們提出了國家信息化的概念，將社會信息化問題提升到國民經濟與社會信息化的高度，明確提出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顯然這也是從發展的視角來考慮信息化。評估的目的也有相應的改變，一個明顯現象是政府對信息化評估的關注度大幅提高，反映出信息化評估對社會未來發展戰略制定的“咨詢價值”。
3.2 綜合指標評估方法的比較
由于對信息化評估視角的變化，導致評估研究轉向以應用為主導，社會所需求的“評估方法”也突出了“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因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為“拓展市場”、“利用后發優勢”和“拉動經濟增長”等戰略和對策的研究。所以，綜合指標評估法逐漸成為信息化評估的主流方法。顯然，與波拉特方法相比較，綜合指標評估方法更能直觀反映被評估對象在信息技術應用發展上的水平，同時，還可以分領域診斷社會發展的綜合水平，為政府的發展戰略和長期發展規劃提供決策支持。綜合指數是綜合性評估方法中的主要方法，其核心理論由三部分構成：一是評估指標；二是指標的數據處理方法；三是綜合指數的測算模型。從國際與國內評估的具體方法看，不同的評估都有自己的特點。
3.2.1 評估指標的比較
綜合指標評估的關鍵是建立一個評估的“指標系”，建立的方式與評估的視角和目的密切相關，是人們分解解析信息化的評價標桿，對評估結果起主導作用。從已有的案例分析，指標系的組成由結構和評價標準兩部分。結構是評估人對信息化的系統認識，這種認識與評估聚焦的主題相關聯，形式上指標系的結構一般分2—3層次(即有二至三級指標)，底層是具體的評價性指標，而上層是對“信息化”或信息化的某一領域的一種系統分解。表1是40年來國際上幾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評估指標系情況，從它們的聚焦和領域分解，可以看到信息化評估的發展過程。
表1 評估指標的結構性比較
很明顯，指標系的建立與評估目標以及對信息的認識視角有直接關系，不同發展階段人們對社會信息化關注的焦點是不同的，而設定具體的評價指標與評估人(機構)有關，如ITU是以電信，通訊等技術統計指標為重點，而聯合國以及國際其它經濟、社會研究機構偏愛從更廣的社會復雜系統入手。主觀性評價標準的差異度較大。
對于評價指標的爭議是很難避免的，如以ITU的三套指標為例(見表2)，在所涉及的22個具體指標被分別納入到三個不同的評估指標系中，其中的原因可以從評估視角和目的來解釋，但難以證偽，我們只能根據ITU這一機構的權威性來判斷評估結果的價值和可參考性。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默認ITU的權威性就可以從指標的功能上來釋義，如：DAI是關注接入問題、DOI是關注市場機會、而MID是注重社會發展的綜合能力。顯然這種釋義是依賴于“專家”的經驗，可以說信息化評估中在許多問題上要依賴專家的視角和經驗來定義評估“標準”，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ITU掌握這些指標的統計數據，反映出資源和可操作性對評估的影響力，因為不同類型的指標還決定了指標數據的采集方式和成本。
表2 對ITU評估指標內容的比較
萬里鵬等從“社會信息化概念”的視角來分析評估理論與方法的測度邏輯，其核心問題也是評估的指標系構建問題。從邏輯上分析，評估指標系是確定評估的一種標準(或測度定義)。規范的案例當屬數學的“測度標準”問題。勒貝格測度是策墨羅選擇公理下的一種經典測度，然而實數集上仍存在許多‘勒貝格不可測’的數集。當然我們可重新定義數集的“測度”，以保證數集都可測。但這種測度可能就會失去一些數學的基本屬性而變得過于“平凡”，其“應用性”的價值也可能變得不大了，因為，“勒貝格測度”的意義更多是在于“勒貝格積分”的意義。以此類推，評估指標系的建立對信息化評估而言無疑就是一種“測度”定義，所以，在信息化綜合性評估指標系的構建上注重類似于“勒貝格積分意義”上的應用價值可能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捷徑。
3.2.2 數據處理方法的比較
綜合指數的數據處理與指標數據類型有關，常見的一種是對客觀的統計數據(或主觀的評分)處理。由于綜合指數是將評價指標數據最終合成一個指數，所以要對不同量綱的指標(包括主觀評分)統一測度量綱以便于擬合。基本方法是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一般都用效益指標來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所謂效益型即表示指標值越大越有利于系統正向發展，用分段函數定義如下：當
但ITU在DAI和DOI指數中采用了自定義式的無量綱化處理。其分段函數定義為：
其中，GOAl是ITU自定義值，對不同指標有不同數值。另外是對于某些指標數據值較大處理方法，一般用取對數的方法進行處理后再進行無量綱化，其目的是降低了指標樣本的離散性，增強評估模型的穩定性。
從國際一些主要的評估方法比較，盡管形式不同，如ITU的DAI和DOI是采用1分制，WEF采用6分制，EIU采用10分制，但本質上是相同的，即將不同性質的指標通過標準化處理轉換成一個系統指數的分量，對分量的定權是由測算模型決定的。
3.2.3 指數模型的比較
指數模型的關鍵是指標的權重確定方法。早期，如IUP是通過因子分析來確定權重，1985年，B.K Eres在對87個欠發達國家的經濟一信息活動水平評估也用統計模型確定權重。國內滕勇、楊少軍、耿興榮等也曾分別用灰色測度法、神經網絡算法和主成分析法來確定權重。而國家統計局就主成分分析法與專家評分的加權平均法進行比對研究后，認為兩者大同小異。2006年，何偉也在中國工業行業信息化水平的評估中，比較了主成分法與加權平均法的結果，總體上基本一致。所以，信息化的綜合評估指數模型一般采用逐項分層加權的指數求和方法，即信息化水平評價總指數為：
其中，Ⅱ(E)代表國家或地區信息化水平評價總指數的得分，n為信息化水平構成的分領域要素個數，m表示信息化水平第i個構成要素的評價指標個數，Uij為第i個構成要素的第j項指標標準化后的值，wi和Wij為對應構成要素和指標的權重。
3.3 當前的評估
3.3.1 評估的新視角
2007年4月，EIU又發布了新一年度的e-readiness評估報告，最明顯的變化就顯示在封面上，注釋了本年度評估關注的焦點是“增長的勢頭”(Raising the bar)。從信息化發展先進的國家和地區看(前20名)，今年上升最快的是亞洲地區(見表3)，中國也上升了1名。
表3 ITU2007年e-readiness排名比較
其發展戰略也從e—視角提到u—視角的高度。而歐盟、新加坡等，也從原來的e-everything發展到現在的i-everything。因此，人們對社會信息化發展又有新思維和新視角，更加關注在社會信息化發展中的新技術應用與新市場發展。如，EIU在其報告中對新一代評估模型的釋義強調了模型應對“兩新”的變化；2006年12月，國際電信聯合會(ITU)在香港發布的DOI指數也關注了新技術的市場機會。人們已認識到，決定社會信息化發展水平的是現代信息技術應用滲透的程度，而信息技術的應用發展不僅僅是一個新技術問題，還有市場因素，甚至已有人將視線從“ICT”擴展到“TIMES”新市場。
3.3.2 評估的新特征
當前評估，從方法體系上看變化不大，理論框架與評估流程基本保持綜合評估的基本模式。但具體的評估標準有變化，如EIU 2007年與2006年的評估在指標系和權重分配上變化很大，反映出當前評估對信息新技術、新市場的敏感性，評估更多是圍繞未來的發展來設計。
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當前評估的一個明顯現象是掌握信息資源的機構成為評估的主導力量，如ITU，國家統計局等，這也反映了評估對指標數據的依賴性被強化。從理性認識分析，信息化是一個系統的社會發展問題，其應用的復雜性涉及社會多層次問題，而且技術的發展還將不斷地沖擊人們使用信息技術的習慣于與方式，這使得具體的指標所反映的問題有一定的時效性。所以，建立一套系統的信息化指標集是有利于信息化評估的。目前，國際電信聯合會和歐盟等組織已分別提出了ICT核心指標和標桿指標(Benchmarking Index)，這對提高這些組織評估的權威性起相當重要的作用。
4 結語
信息化評估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早期的評估是圍繞社會發展與“信息”的關系，人們從認識的理性出發，歸納、解析社會發展與“信息”的內在聯系，并用量化方式，測度社會生產與活動中“信息”及其“傳輸”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其理論方法有從社會學出發，也有用經濟學方法來解題，目的是對社會發展的現狀給出一種評價，以量化顯示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結構性特征。信息技術革命后的評估，是圍繞社會發展與“信息技術與應用”的關系，人們更多是關注信息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直接從信息社會發展趨勢和信息技術與應用發展的需求出發來“設計信息化評估”，將信息化評估從學術性研究向社會應用實踐提升，參與者也擴大到政府、組織和商業機構等，評估的主要目的是診斷社會發展中所存在的問題，為實現“信息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研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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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信息化評估理論方法的比較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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