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晚,20000平方米太陽能疊層薄膜從江蘇張家港保稅區順利通關。
這批貨物來自一家德國在華的太陽能材料生產企業,在光伏業寒冬期間,這家尚處于試生產階段的公司能夠接到這樣一個大訂單,實屬不易。
據本報了解,由于這家企業屬于“高級”的加工制造貿易,符合海關總署、商務部等支持蘇州地區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相關政策,因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勵。
為了支持高端加工制造業的發展,地方政府、海關等機構在簡化報關手續、適用較高管理類別、加快流轉手續、不限制外發加工、適用內銷集中申報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這些措施帶來了回饋,以張家港保稅區為例,1-8月,當地完成貨運量800.9萬噸、貨值113.1億美元,同增17.26%、5.89%,征收海關稅收51.2億元,同增 25.63%。
上述成就,意味著被指應在新一輪發展中揚棄的加工貿易,或許仍會作為支撐中國經濟成長而長期存活。
“十一五”期間,江蘇實現加工貿易進出口額10675億美元,占全部進出口總額的58%,占全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的22%,規模僅次于廣東。
隨著外部條件的不斷變化以及加工貿易自身的不斷發展,部分政策已與加工貿易發展的現狀不相適應,對加工貿易的健康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本報記者獨家獲悉,從2011年以來,海關總署等中央部委與江蘇省就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頻繁對接,這以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多次調研江蘇為典型。在“國八條”支持外貿進出口之際,或許會在第四季度誕生更新的具體措施,以促進加工貿易在更廣泛的領域轉型升級。
總體而言,現有政策并不利于國外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在國內加入或形成國內價值鏈,也不利于使全球生產要素供給企業成為自己的供應商或形成全球供應鏈。從對中國經濟貢獻尤其是稅收角度而言,存在著更多亟需完善的領域。
江蘇省國稅局一位官員對本報記者表示,如果一個經濟成長模式,對稅收的貢獻持續下降,那么就更有理由去反思。
加工貿易仍將長期存在
以加工貿易為典型的出口導向型戰略,是中國在過去30年改革中取得成就、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
時至今日,江蘇的加工貿易仍是占主導地位的對外貿易模式,呈現出以進料加工為主體、以外資企業為主導、以機電產品為主打的特點。
本報獲得的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江蘇進料加工占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的76%;加工貿易主體中外商投資企業占94.9%以上;加工貿易產品結構中,機電產品進出口占比高達84%,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占比也達到65%,加工貿易中一半以上是IT產品,2006年其進出口占比更高達65%。
2012年上半年召開的江蘇對外開放大會上,對加工貿易的一個評價是:開放型經濟的龍頭帶動作用明顯。2010年江蘇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2527億美元,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度達到14.1%。
僅以蘇州而言,加工貿易出口占GDP的比重從1995年的12.7%上升到2006年的126%(2010年回落到84%)。
擴展至“十一五”發現,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額10675億美元,同增181%,占全省進出口總額的58%,占全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的22%,其中出口額6611億美元,占江蘇和全國出口額的62%、21%。
在加工貿易發達的同時,稅收貢獻也非常明顯,是江蘇主要稅源之一。以外資企業為主的江蘇加工貿易,2010年涉外企業國內稅收收入1465.3億元,占江蘇國內稅收收入的37.8%。
江蘇省商務廳一位副巡視員對本報記者表示,以昆山富士康在國內的配套廠商超過3000家來看,加工貿易提高了出口產品的本地化程度,對國內配套產業的帶動作用明顯增強,對轉型升級亦有很大幫助,如蘇州地區的出口產品中,高新技術產品由1999年的27.4%上升到2010年62.8%。
本報從江蘇省國稅局獲得的一份調研報告中指出,隨著外需市場的持續低迷以及轉型升級的深入,從2010年始,加工貿易帶來的稅收正在逐漸減少,對經濟的拉動也在下滑。然而,加工貿易如何向更深層次轉型升級,個中更多的問題或許集中在政策層面。
反避稅現象嚴重
在加工貿易為中國經濟做出較大貢獻的同時,如果考察其具體業務,會發現外資企業的加工貿易業務90%以上是在與境外公司的關聯交易中進行。
事實上,這種交易的最大目的在于讓境外母公司盈利,通過高進低出、內部勞務分攤、特許權使用費轉讓、融通資金等方式,使轉移利潤成為可能。
“不少加工貿易企業長期處于虧損或者盈利水平長期處于一個極低的區間,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南京海關一位官員對記者分析,加工貿易正成為關聯交易、稅收籌劃的重點。
如同一產品的關聯銷售毛利率低于非關聯銷售毛利率;或與本地區同行業相比,關聯交易利潤率嚴重偏低。
因此,很多企業主體一方面以高利息大量借入資金,另一方面又向關聯企業借出資金,或者向境外集團公司大量支付分攤費用。
記者從蘇州國稅局獲得數據顯示,從反避稅成果來看,調整最大三戶企業均主要從事加工貿易出口,2010年特別納稅調整入庫稅額4.9億元。
但在加工貿易企業延長在國內的產業鏈條的政策看,2000年之后對所有企業的深加工結轉業務再未有過明確規定,于是同類業務免稅和征稅并存,造成地區之間爭奪稅源。同樣在蘇州,目前免稅結轉占了95%以上,可見各地或征或免標準相差較大。
而從總額上看,“十一五”蘇州申報間接出口免稅銷售額675億美元,無錫84億美元,南京80億美元,深加工結轉的金額相當可觀,顯示出稅收管理上亟需完善。
此外,進料加工復出口實行退稅,來料加工復出口實行免稅,兩者的不一致留給企業過多的稅收籌劃空間。
一方面,“三高”的行業,其產品的出口貨物屬于零退稅率或者低退稅率的范圍,因此這些企業選擇經營來料加工貿易,以便于規避稅負。典型的如蘇州部分紙質品制造企業。
由此,企業將基于退稅率和國內采購成本占比等因素,進行盈虧平衡點測算,進而通過貿易方式轉換規避稅率調整。
記者獲悉,近年來,由于我國的退稅率調整較為頻繁,企業為規避退稅率波動帶來的成本變化,通過頻繁轉變貿易方式、調整國產料件比重進行稅收籌劃。如2004年大規模調低退稅率,蘇南等工業園區的多家企業將進料加工業務全部轉為來料加工,延續至今。
此外,在增值稅轉型的大背景下,實行“以票控稅”的管理模式,而一旦喪失索取發票的動因,將直接導致增值稅鏈條的斷裂。于是,用于來料加工的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一些經營管理不規范的中小型企業在物資采購時傾向于不要購貨發票,從而造成供應商偷逃稅款。
特殊監管區域升級難
引導企業向海關特殊監管區或保稅區集中,以便各種優惠政策的集中實施,是江蘇在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重要經驗之一。
不過,目前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存在類型多、政策規定不統一等,特別是特殊區域的政策預期與企業訴求不一定不同步,或者區內政策吸引力不夠。
臺灣電電工會的一位分析師告訴記者,以綜合保稅區為例,隨著區內外的政策落差逐步縮小,甚至某些方面還不如區外。
其進一步表示,“進料加工內銷成本高,不利于加工貿易向內外銷兩方轉型。進料加工,區外企業可選擇保稅后差額退稅,也可選擇進口料件征稅并抵扣,而區內企業要么保稅、出口不退稅,如要內銷,則按加工成品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
由于委外加工成本高,不利于加工貿易向內外企緊密協作轉型。在外需低迷、內需相對旺盛的背景下,區內企業因難以兼顧國內、外兩個市場,影響企業入區的積極性。
而為應對金融危機消化區內過剩產能,海關總署曾在蘇州進行委內加工試點,然而由于遲遲未出臺具體的監管措施和操作規范,致使該項業務目前沒有實質性進展。
此外,蘇州工業園區海關向本報提供的一份報告顯示,區內具備研發功能的企業設立研發中心缺乏比較優勢,因未指定配套政策,影響總部經濟的發展導向。一個表現是,區外研發機構采購國產設備全額退稅,而區內的同類采購其成本包含征退稅率差。
昆山是世界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具備設立全球檢測與維修中心的配套優勢,但記者在昆山海關采訪了解到,因對產品和備件的原產地限制,導致在區內建立全球維修中心成空談,甚至連出區內銷的產品也無法返區維修,使得“檢測和售后服務”功能難以實現。
本報記者獲悉,盡管目前蘇州工業園區海關在諸多方面嘗試,但受制于程序,往往只能“扛著風險單邊突破”。
為擴大內需,江蘇向海關總署建議,中國公民憑身份證每年準予在免稅區內自購一定金額的商品,以降低最終消費產品售價,扭轉身處“世界工廠”的中國消費者要付出比國外更高的價格來購買“中國制造”產品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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